垂直的城市 逆行的文明

在尝试触碰一个社会的阴暗、复杂和荒诞时，社会寓言往往是小说家们最为青睐的文学形式。

而20世纪中后期，在战后的废墟上，在冷战的阴霾下，更是激发了许多令人戚然的社会寓言想象。其中，人性之恶、文明之脆弱与社会秩序之虚伪，作为西方社会内在的一道伤痕，成为被反复书写的主题。比如，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的乔治·奥威尔绘出了“动物农庄”，威廉·戈尔丁则想象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孩子们的荒岛生存，而J.G.巴拉德选择了他最为喜爱的现代性象征物——摩天楼。

《摩天楼》

［英］ J.G.巴拉德 著 

陈醉 顾君 王卉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6

巴拉德，英国六十年代科幻小说新浪潮运动的代表作家，有“科幻小说之王”的美誉，被奉为“赛博朋克”（Cyberpunk）文学导师。他一生出版长篇小说二十余部，作品被苏珊·桑塔格誉为“当代小说中最具智慧的声音”。

代表作有《撞车》、《太阳帝国》、《摩天楼》等。

电影《太阳帝国》

自传体小说《太阳帝国》曾入围布克奖，获卫报小说奖和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由著名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于1987年搬上银幕，克里斯蒂安·贝尔扮演小主人公。

《撞车》由加拿大导演大卫·柯南伯格改编成电影，斩获1996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

电影《撞车》

电影《摩天楼》

电影《摩天楼》由英国导演本·维特利执导，汤姆·希德勒斯顿、杰瑞米·艾恩斯、卢克·伊万斯领衔主演，2016年3月于英国上映。

《摩天楼》写于1975年，是巴拉德“都市灾难三部曲”（即《撞车》、《混凝土岛》、《摩天楼》）的最后一部。小说中，高达40层的摩天楼仿若“一座垂直的小城”，游泳池、超市、餐厅、学校、儿童乐园等一应俱全，提供了便利而私密的生活，使住客不必走出大楼便可获得全部生活所需。然而，正如第一章标题“临界”所示，小说开始于大楼将倾之际——一次突然而莫名的供电故障，如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事件。上层贵妇的阿富汗猎犬被人不乏恶意地溺死在游泳池中，继而，游泳池和电梯等公共空间开始被部分人占领，成为排他性的私人所属物。居住在顶层的珠宝商的突然坠楼死亡，拨动了大楼的崩溃之弦，令所有人开始走向疯狂。随着暴力的不断升级，既有的秩序、文明的面纱被破坏殆尽，摩天楼变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每个人都被裹挟进来、无从逃逸。在小说的结尾处，与摩天楼相邻的另一座摩天楼突发临时停电，显然是有意喻示，这里发生的一切并非偶然，而是人类社会的一般真实。

电影《摩天楼》剧照

颇有意味的是，巴拉德在提取这个一般性的社会模型时，特意选取了“阶级”这一维度：“这种老旧的，建立在权力、资本和私有基础上的社会分级已在这幢楼里死灰复燃起来，和其他任何地方全无差别。”摩天楼的两千名住客最初“本质上是同一类人群”，即都是富有的专业人士，品位和兴趣极度相似，“相互接近得恐怕超过任何你能想到的社会群体”。但这种表层的一致并没有维持多久，在最后一间公寓也迎来了它的住户时，他们便自然分成了三个典型的社会群体：下等阶层是10层以下，由空姐和电影技术员组成的“无产阶级”；中等阶层是10层至35层，由自私自利但本质温驯的各行业人士组成的“中产阶级”；而上等阶层是最上面五层，由小富豪、企业家与女演员等组成的“寡头集团”。

正是三个阶层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小说的叙事动力——上层宠物狗的便溺与下层儿童的吵闹等琐碎小事引发出的不满情绪不断发酵，从窃窃私语与匿名破坏上升为毫无原则的报复与暴力冲突，而最终，在象征反叛的怀尔德与象征秩序的罗亚尔之间的对决中，等级结构也轰然倒塌，代之出现的是建立在“安全、食物和性”之上的新社会秩序。

巴拉德敏锐地指出，摩天楼的力量并非来自于上层对下层的压制，而是下层对于等级结构的充分内化，“他们的真正对手是他们心底的那一座楼，是那层层相加的混凝土，将他们死死钉在了地上。”不过，这种过度图示化的等级，并没有真正通向社会层面，仅仅用来扯掉虚伪而脆弱的中产阶级外壳，揭开人性的潘多拉魔盒。

巴拉德并非全然以构想反乌托邦的方式来写作《摩天楼》。毋宁说，它实质上是反乌托邦的反题。因为与反乌托邦凸显社会对个人的压制与同化不同，巴拉德无疑相信，现代社会这个缺乏弹性的混凝土大厦，既压抑着人的原始冲动，同时又驱使人走向疯狂，最终会引发一场大崩溃。换句话说，在巴拉德的小说中，“疯狂”始终是主角，它以非理性、无序，对抗着僵死、克制的现代社会。同样，疯狂也代表着人的原始欲望，是野蛮的，但也是本真的。

《摩天楼》中，住客们一方面抱怨设计缺陷和服务的停滞，满腔怨气；另一方面却无法举步离开大楼，并日渐痴迷于彼此的暴力交锋，越来越不在乎所谓文明传统的东西。正是在冲突之中，大楼设计者罗亚尔才悟出自己建造大楼的深层意愿：解救这些与自己的财物一起困在“衬了皮草的囚笼”中的人们，给他们一个逃往新生活的手段。而受到袭击的精神科医生塔尔博特将这些邻居们的暴行归结为“后弗洛伊德时代的并非无罪的自我”，他们都有被溺爱的快乐童年，但反而积蓄了无从发泄的愤懑，“或许他们所怨恨的是从没有机会堕落过”。

以摩天楼作为文明的制高点，巴拉德书写了一个逆向的社会发展历程，即从文明社会开始，经由等级社会，最终回归于氏族部落式的原始社会。与这种“逆写”相应和的是，在情节上，大楼的住客几乎都分享着一种回归母体的强烈冲动。小说在结构上分为了三条线索，即分别通过代表底层的电视制作人怀亚德、代表中层的医学院讲师莱恩以及代表顶层的罗亚尔的视角来并行推进叙事。最终，怀亚德一路向上攀登，一步步褪下了文明的伪装，在枪击（暴动中唯一的枪声）了罗亚尔后，裸体走上了大楼顶层，“有几分腼腆，却又很快乐”，“跌跌撞撞迎向自己的一个个新的母亲”；负伤的罗亚尔挣扎着向下走到位于10层的泳池，尝试在浅水区为自己找到一处“墓地”——显然，漂浮着浊物的泳池仿如羊水几近干涸的子宫；至于莱恩，则终于在仿如母亲的姐姐艾丽斯身上找到了一直渴求却从未真正拥有过的生活，即充满施虐与受虐的、半情欲半亲情的亲密关系。

巴拉德曾反思同时期的科幻小说，认为如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等人将视野投向外太空，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科幻的本意。在他看来，科幻小说不可放弃它的现实维度，应当挖掘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内心深度。这一立场在《摩天楼》中十分清晰：摩天楼显然隐喻着由现代科技打造、令人与人相隔绝的现代社会，表面坚固但实则脆弱，仅仅简单的技术故障便可以使之倾颓，而人内心之深邃、原始欲望之强大，难以被现代文明的华丽牢笼所禁锢，最终会令现实重组为一种新的秩序——当然，巴拉德的“新秩序”令人疑窦丛生，它似乎更指向遥远的、前现代的过去，而非真正指向未来。

小说中的一处细节为这样的“未来”提供了注脚，令它显现出了末日的图景：在支撑大楼运行的现代科技系统崩解之后，莱恩面对被用作垃圾箱的电视机时，发觉他已经无法记起这些科技产品曾经的用途——“未来正将它们带去另一个世界，即使这摩天楼的败落本身也是那个世界的一个范本。在那里，于科技之外，目之所及的所有东西要么已废弃；要么，含混一点，被出乎意料却更有意义地重组了。莱恩沉思着——他发现，有时候真的很难不去相信：他们正活在一个已然成真，且消耗殆尽的未来。”

原文载于公众号“青阅读”，感谢作者授权海螺发布。观点仅代表作者，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本期编辑：李瑞妍